原创密斯赵三明治
文
密斯赵
从曼哈顿最好的街区之一上西区搭B线到GrandStreet地铁站出来，就是广东话的地界。空气中充斥着海鲜的腥味、生果的清香、小贩烤肉车上的烟灰。各种味道、声音、街景涌向感官，一种久违的热闹。每个刚从中国现代都市来到美国的留学生，都会被这种情景迷惑，或感到震撼，仿佛搭乘时间机器，跌入到三十年前。
这是典型的老中国城、被粤语占领的唐人街。你能看到，佝偻着的婆婆在街边兜售进货渠道不明的时令食品，街心花园里还坐着在美国生活了一辈子却讲不来几句英语的老人，但隔壁街区的小店却已逐渐被替换成了贡茶、日本超市、画廊、潮牌。士绅化（Gentrification）开始了。
我工作的芭蕾舞蹈学校就夹在这些小店中，一扇小门通往的单栋楼房第三层。学校在中国城已有十年多的历史，由我的老板——明迪小姐、一位行政人员和五名芭蕾舞蹈老师组成。学生们大多是曼哈顿下城的孩子，在学校官方网站上，黄皮肤、棕皮肤、黑皮肤的小天鹅，身着粉色的蓬蓬裙，露出少了几颗牙齿的逗趣笑容。她们在明亮教室里的灿烂脸庞，让人很难想象学校处在曼哈顿平均家庭收入最低的街区之一。
四年前，我在纽约研究生毕业。虽然之前在香港已有三年工作经验，但一个外国人，寻找一份文化管理领域的工作机会，即使在世界的文化中心纽约也并不容易。所以当读到招聘广告上写着一句“为所有背景的少年儿童提供专业芭蕾教育的学校”时，我一下子感到心动，并且对如果要在这个前景不太乐观的小机构工作充满热情。
面试时，我第一次见到明迪。她有一张圆脸、卷卷的棕色短发，看得出更年轻时应该是个蛮可爱的南方女孩。她刚生完小孩，身子中间微微圆起来，像个气球，但四肢依然伸展，特别是脖子，直且长，芭蕾舞者的样子。
我们聊得十分投缘。她说我是最好的人选，问我可不可以保证至少做半年，我同意了。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
芭蕾学校是学校，也拥有自己的教室。行政人员的工作有两部分，学校的运营和教室的租赁。学校运营包括学生注册管理、应对家长、为老师排班以及支付薪水、各种开支和记账；教室租赁则包括宣传教室、和租客联络等等。学校也会不定期举办活动和年度公演。因为机构小，具体的工作执行比我先前工作的大团轻松，同时范畴却比之前多很多。
对于年轻的文艺青年，这工作还有一份独特的“优点”。目之所及，都是《都市女孩》中的场景——沿着阴暗的楼梯走下来，在街边抽烟的是各个舞团、剧团等待成名的年轻演员，他们有全美国最漂亮的脸和曲线；他们在文艺青年的圣地互相招呼，称赞彼此身上的帆布包、脚下的独立设计师手作皮鞋。他们都爱艺术、爱生活、爱小众、不在乎金钱，尽管有人的“不在乎”是因为爷爷奶奶在上西区有一座老房子，而有人则穷得全身只剩下当晚的酒钱。但他们不会彼此看低。而我身在其中。
那是年轻“纽约客”的纽约，我爱的那个纽约。
在这座近两千万人的大都市，我也有了目的地。我每天早上搭地铁B线，从上西来到下城，运营为“所有背景”的而且多数是和我同族裔的孩子们服务的芭蕾学校，这和读书、做研究完全不同，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纽约客”。
秋季学期快到了，有赖明迪多年来和下城公立学校建立的良好关系，我们得以到各个学校发送宣传手册，我也第一次看到了纽约公立学校的样子，它们的规模、氛围大不相同，有的只占据大楼的一角、有的是同一栋大楼里从中隔开成两所学校、有的稍具规模拥有草坪和篮球场。
去学校前，我会先和学校的活动统筹人员约好时间，他们听上去人都很好，很有礼貌。可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位隔着话筒也露出凶狠的有着西班牙口音的中年女人。她直接打断我的寒暄，没好气地问：
“你们的课程多少钱？”
我愣了一下，回答她：“最初级的课程是美金。”
“太贵了！”她斩钉截铁，“我不认为我校的家长们负担得起这个价钱。”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我有点发愣。我以为这已经很便宜了，我以为我们几乎是带有慈善性质地“服务”于少数族裔的孩子们。我以为。
熟悉之后，我渐渐了解到我的老板、明迪小姐，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她大我十岁，十年前开始在学校代课，五年前，原先的主人离开纽约，她咬咬牙，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接手了学校。
我问她，现在还在跳舞吗。她有点防范地看着我，说有，然后报了一些舞团的名字。我没有听说过，也立马止了话头。没有哪个专业的芭蕾舞者天生就只想给小朋友当老师，至少从俄克拉荷马州来纽约的不会。
那时候，我和对亚洲没有兴趣的白人接触不多。研究生院的白人同学朋友，对亚洲充满爱（无论这种爱出于什么原因）。我和明迪，在美国的语境下、彼此尊重小心。她是个好老板，对我的到来深表感谢，也常常站在我的角度替我着想。我们的对话非常美式礼貌——我其实不太喜欢美式的温情与热络，但来美国两年，也习惯了。
“太谢谢你了，请问可以麻烦你多留半小时吗？”
“不好意思我晚到了，有没有耽误你的计划？真的很抱歉。”
“宝宝还在家你还要这样跑来，真是太辛苦了。”
“这么热的天搭地铁过来真的不容易啊。”
丹丹有时也来教我做事，她读书的时候曾在这兼职。丹丹和我年纪相仿，是旧金山中国城长大的孩子，皮肤晒成健康发亮的小麦色，粗粗的辫子扎了两条，大眼睛巴掌小脸，是个广东靓女。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城长大的ABC，和加州医生家庭的三代华裔或是我的大学里中西部教授家中文流利的小孩不一样。她很“白人”地吃有机食物，骑单车从上城来，但讲话声音细细，不同于咋咋呼呼的“美国人”。丹丹的国语是大学的暑假去北京交换时学的，但我们从未用国语交谈。
也许她人太好了太温柔了点，而我对太积极正面的人总有抵触。她也借用教室教瑜伽，广东话授课，参加的都是附近住着的华人妈妈们，和明迪差不多年纪。丹丹每次见我都热情地叫我来体验课程，可惜我早上总是赖床，也总觉得和一群妈妈一起上瑜伽有点怪怪的。有时遇到她用教室，可以听到她以我听过最温柔的广东话说着，“力量集中在膝头，深呼吸，一、二、三”。后来听说她离开纽约，回了加州。我和丹丹，反倒比和明迪更没有话聊。
年11月，初竞选时被视为笑话的川普在一路大放厥词中当选总统，给左派大本营的纽约重重一击。第二天上班，是个阴天，路上行人的脸色也都被阴沉笼罩，明迪发来消息：
“昨晚一夜没睡，状态太差，今天去不了学校了，谢谢你坚持来上班。”
我对先生讲了，他有点不屑：“好像她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理解他的不满，川普当选，首当其冲的自然不会是身为白人的我老板，但我相信她的悲愤是真诚的。
过了几天，明迪聊起，那晚她的朋友们都聚在她家看大选，各种派对用品都已备好，庆祝美国第一任女总统，开心过过新年。情况急转直下之时，没有人相信眼前的一切，朋友们早早离场，她则哭了一夜。我也对她讲了自己的心情，同学的反应，“灯塔”的倒掉、以及各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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